篆刻藝術是書法和鐫刻相結合，用印章特定形式表現的一門藝術。是將漢字書法的美，與章法表現的美、刀法展現的美及金石自然美為一體，以獨立欣賞的表現性藝術。
篆刻藝術從明清流派算起已有 500年的歷史，而明清流派篆刻是由古代印章發展而來的。古代印章以獨特的風貌和實用藝術的表現性，為篆刻藝術奠定了深厚的基礎。所以，篆刻藝術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。
    篆刻藝術與書法藝術一樣，經歷了一個由實用藝術轉化為純表現性藝術的歷史過程。依據史料所知，古代印章中最早的是古璽，大多屬於戰國時期。古璽分官、私兩類，當時不分尊卑都稱為璽。古璽是由專門工匠製作，或鑿或鑄，璽文精細，章法生動。璽文分朱文和白文兩種，其特徵是：朱文璽邊欄寬闊，白文璽有界格。內容有官職、姓名、吉語和肖形圖案等。古璽的形狀，大小不一，有長方形、方形、圓形和其他各種異形。
古璽是古代人們在交往時,做為權力和憑證的信物，反映了社會實用生活習俗和樸素的審美價值觀。在河南安陽殷墟曾發現3枚類似的實物,  據此有人推斷古璽的起源當在商代，但尚須進一步探討。
前三方只有圖案記號，第四方為戰國古陶文“甘司徒”。
    到了秦代，皇帝的印稱璽，一般人的則稱印。秦印文字是秦書八體之一的摹印篆，與秦小篆相近，印文莊重秀麗。在方形的官印上加“口”字格和“田” 字格，在長方形印上加“日”字格，是秦印顯著的特點。秦印除官印、私印之外，還有以成語入印的，這種表現形式是後世閒章印的先導。
漢代是璽印發展空前輝煌的時期，更明確約定除帝王印仍稱璽外,其餘都稱印。在官印中有的稱章或印章,私印中有的稱信印或印信。現在通常使用的印章一詞，即來源於此。漢印無論從內容到形式比以前都更為豐富，以繆篆體入印，這種字體與漢代隸書的興起有關係，結體簡化，筆劃平整方直。漢印中還有以鳥蟲書入印的，裝飾性很強，是古代的一種美術字體。
漢印分鑄、鑿兩種。西漢印章多為鑄造，其中以新莽時期的印章製作最為精美。
東漢印章以鑿印最有特色。因社會動盪，戰亂不已，文武官員常調動，封拜頻繁，印章來不及鑄造，就在印坯上臨時刻鑿，印文不加修飾，便為急就章。
漢代鑄印莊重雄渾，鑿印健拔奇肆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，都對後世的篆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古代使用璽印時還出現一種封泥，又名泥封。封泥初發現時，曾被誤認為印范，其實是璽印使用時留下的印蛻。在紙張未發明以前，古人多在簡牘上書公文、記帳目、寫書信等。在簡牘的遞寄往來中，為了嚴守機密和防止杜偽,故在簡牘的繩結處加上軟泥,然後鈐蓋璽印，這就是所謂的緘。古時一些物品的封緘也是使用這種方法。由於璽印在泥上的擠壓，封泥形成了寬邊和套邊，白文璽印在泥上鈐蓋後還會出現翻“白”成“朱” 的特殊效果，不刻意地表現了古拙厚重的藝術特色。
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印章，基本上是沿襲漢印的形制。紙張普遍應用，開始使用朱砂調製成印泥，封泥之法廢止。因此，用新的印泥來鈐蓋印章，這就是所謂的“濡朱之制”。
隋、唐、五代直至宋、元時代官印，印面增大。各兄弟民族也效法漢字書法用於官印，印文曲屈回繞，藉以填補印面的空隙。但到了宋代發展成為九疊篆，卻失去了傳統篆書的優美法度。
隋、唐、宋、元時代，書法繪畫都有了長足的進展。出於鑒藏書畫的目的和書畫家在作品上鈐蓋印章，從而收藏印、齋館印和閑文印盛行，這是實用的璽印向篆刻藝術發展的重要環節。印章與書畫有機的融為一體，印章成為具有文學含義的欣賞藝術，與詩、文、書、畫交相輝映，稱為金石書畫。

此外，中國最早印學理論著作《學古篇》、《宣和印史》、《集古印格》、《嘯堂集古錄》等對古代璽印都有輯錄。書畫家趙孟頫以擅長刻圓朱文而著稱，為歷代後人所效法。
宋、元的很多私印，出自文人之手，很有藝術性。宋代朱記印和元代花押印，非常富有特色，它以用隸書、楷書入印，是後世篆刻家普遍重視的印章範體。   
古代璽印製作須出自專門的工匠之手，所用的材料質地，多為金屬和玉石等。這些印材雖有耗損極慢和垂諸久遠的優點,但硬度高,堅澀難刻。早在古代的璽印中，曾發現有石質印章，在唐、宋私印中也有石刻的印章。據傳元末畫家王冕最早採用花乳石來刻印，及明代文彭用燈光石（即凍石）刻印，就為文人和藝術家用刀刻印開闢了新的天地，為篆刻藝術發展提供了極好的物質條件。
篆刻流派形成於明代中葉。此時印章從實用品、書畫藝術的附屬品，而發展成為獨特的篆刻藝術品。篆刻一詞原為比喻書寫篆字和精心為文，“篆謂篆書，刻謂雕刻文章也”。漢揚雄《法言》一書中說“童子雕蟲篆刻”，“壯夫不為也”，指謂作賦修辭時苦心孤詣地雕章琢句，以後演變成鐫刻印章這一藝術的名稱。
    篆刻藝術明清兩代之際好手如林、派別繁多。篆刻流派一般是以篆刻家的籍貫、姓氏、師承關係及活動區域來命名的。明代中葉到晚清近500年間，出現了篆刻藝術繁榮時期。
明代文彭是書畫家文徵明的長子，尤以篆刻擅名當代。他繼承與創新篆刻藝術，被後來篆刻家奉為篆刻之祖。他圓珠文印，參以小篆結體，秀麗典雅，最有特色，刀法明快自如，章法安排頗具匠心。
他以“六書為準則”的主張，至今仍是篆刻家所遵循的法則。由於文彭的倡導，篆刻藝術“一時靡漫，暢開風氣”。文彭被稱為皖派。在皖派中的篆刻家還有歸昌世、李流芳、程邃、朱簡、蘇宣等人。與文彭齊名的何震，（文彭的學生）被譽為“法古而不泥古”的“集大成者”，對後世影響很大。何震一派被稱為徽派。屬於這一派的篆刻家有王聲、董澗、沈風等人。
明代汪關自創白文刻意仿漢，各樹一幟

明代文彭《琴罷倚松玩鶴》、何震《聽鸝深處》為代表作品。

清代金石學盛行,以及歷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,不少學者致力於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、研究、著述和流播，因而擴大了篆刻家的視野。
清代初期篆刻以程邃最為出色，他篆刻能“力變文（彭）、何（震）舊習”，富有創造性。他的白文印師法漢印，厚重凝練；朱文印喜用大篆，離奇錯落，奠定了皖派的基礎。
清代中葉篆刻藝術進入興盛時期，高鳳翰、汪士慎、巴慰祖、董洵、胡唐等人的篆刻都能自出新意和富有個性。其中影響最大，成就最高當屬丁敬和鄧石如。借古開今，成為浙派的開創者
這一流派又經後繼者蔣仁、黃易、奚岡、陳豫鍾、陳鴻壽、趙之琛、錢松等8人的繼承發揚,成為清代影響最大的篆刻流派。這 8位篆刻家也稱為西泠八家。

在篆刻藝術發展史上，鄧石如是一個開拓者，兼善真、草、隸、篆四體書。他的篆刻，早期師法徽派,又受程邃的影響,初以小篆入印，後又參以石鼓文、漢碑篆額等筆意，為印外求印開拓了新的途徑。因鄧石如是安徽人，故他的篆刻被稱為皖派，又稱鄧派。

清代末葉許多篆刻家都受其影響，如吳熙載、徐三庚、黃士陵等。其中最能傳鄧派衣缽的是吳熙載，他的篆刻，刀法使轉生動自如，充分表現出筆意，有運刀如筆的熟練技巧，後來許多學鄧石如的人，都先從吳熙載的篆刻入手。
晚清篆刻大都籠罩在浙、皖兩派之內，毫無新意。只是趙之謙、胥倫、吳昌碩、黃士陵幾位才華橫溢的篆刻家，創造性的使清末的印壇又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局面。趙之謙，書畫造詣精深，篆刻曾出入浙皖兩派。他不僅借鑒秦、漢璽印，又以碑刻文字入印，形成了他篆刻的多種風貌。他的白文印端莊，朱文印秀麗多姿，能在刀石之間流露出筆墨情趣。他刻的邊款也別具一格，終於建樹起趙派的格調。
吳昌碩是清末藝壇的巨擘，他對詩書畫印都有精深的造詣。其篆刻從浙皖兩派諸家入手,也曾取法鄧石如、吳熙載,後又致力秦漢璽印、封泥、古陶文，把石鼓文的筆意風采融入印中。他擅長鈍刀硬入，刀法沖切兼用。在他的篆刻中，寓秀麗的意趣於蒼勁古樸之中，被後人尊為吳派，對國內和日本的印壇都有極大的影響。
這一流派的傳人很多，其中黃士陵、趙石、陳師曾為佼佼者。黃士陵章法處理頗具匠心,離奇錯落，很有趣味；刀法也剛健雄奇，刻印往往不加修飾，也不主張殘破。他的篆刻平正樸實,寓拙於巧,在清末印壇中異軍突起。由於他客居廣州最久，對嶺南篆刻家影響最大，有人把黃士陵的篆刻名為黟山派。  
現代的篆刻家在繼續開創篆刻流派藝術的發展道路上，借鑒民族的優秀藝術傳統，突破秦、漢璽印和明、清篆刻的規範，勇於革新，不斷探索，揭開了現代篆刻藝術新一頁。
現代有成就的篆刻家有鄧散木、易熹、王大昕、喬曾劬、錢瘦鐵、陳半丁、壽石工、來楚生、傅抱石等，而以齊白石影響最大。
齊白石的篆刻初學吳熙載，後轉攻秦、漢璽印，初學丁敬和黃易，進而又追摹趙之謙和漢鑿印。他還把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發神讖碑》等漢、魏碑刻書法，融化到他的篆刻中去。他以簡練的單刀法和漢代《急就章》的神韻，創造出奇恣跌宕、淋漓雄健的齊派風格。
綜上所述，中國篆刻藝術史的發展歷程，可分為三個階段： （一）生成時期（古璽印來源社會生活—實用表現性 —  信物和權力的象徵）
（二）發展時期（印石材料更替---文人篆刻—金石書畫形成---創作出現）
（三）創作時期（篆刻流派繁榮---創作革新---現代篆刻流派形成與展示）
學習、研究中國篆刻藝術史的發展，必須正確理解篆刻的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區別及聯繫。印章藝術與篆刻藝術的分界線以趙孟頫、王冕為標誌。真正的篆刻藝術從明代興起，有功之臣便是文彭。王冕雖發現用石刻印，但沒能流傳開來，文彭用石刻印和文人參與篆刻，帶來了篆刻藝術的春天。到了清代，篆刻藝術出現了萬紫千紅的局面。由篆刻與書法的結合，"書從印入，印從書出"，發展到"詩、書、畫、印"的熔成一爐，篆刻流派繁榮，創作革新，以至現代篆刻流派形成與展示，大大發展了篆刻創作理論與實踐。
商
對於印章的起源，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。早在唐代，杜佑在 《通典》上曾有三代之制，人臣皆以金玉為印，龍虎為鈕之說，然而未有實物可證之前，卻難以為據。比較通常的說法認為，印章起源于殷商時期。其根據，首先是殷商已有書契刻制，另外;當時還出現過一種類似印章的字範。實際上，它根本不是什麼范，而是工匠在製作器物時，按壓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記，印記的內容多為陶工名，或者是主人的姓氏。其實，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記，即是人們常稱的印陶或陶印。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，在唐宋以後方始出現。這些印子的文字簡陋粗率，儘管大體上已具備了我國印章的某些表現特徵，但由於實際應用範圍狹窄，社會涉及面也極其有限。因此，參照流傳和出土的印章實物，印學界一般多認為印章出現於西周晚期，至春秋戰國時已普遍使用。

春秋戰國
人們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歸稱為古璽，現存古璽大多為戰國時代的遺物。
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代，諸侯列國各霸一方。各國之間既相互聯繫，又各自發展，尤其在文字書體上不盡相同，形成了戰國璽奇古詭異、天真爛漫、變幻莫測的基本格調，因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
當時，社會各階層在政治、經濟等活動中·，印章的應用相當普遍，尊卑共之。就是說，統治者與百姓庶民均可擁有和使用，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和等級之分。
各國諸侯擺脫周王室的依附她位，各自稱王，逐漸形成割裂局面，最初主要有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秦等國。國君在行使權力時，軍事上一般使用虎符，而在政治經濟上則使用印璽了。

秦
印章，從廣義上講就是篆刻。它的起源，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。印章的出現，並不是一開始就被稱為印章的，而是稱之為璽。到了蓁代，始皇為了顯示其至高無上的尊嚴，立出規定----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稱璽，而平民百姓所用的，只可稱為印。於是，便又有了印這個名稱。
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，印章即被法定為代表當權者權益的信物。其制規定天子之印稱璽，其材用玉;其餘的只能稱印，且限用其他印材。自此，印章的名稱、質料、鈕制，甚至綬色，都有了相當嚴格的界定。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鈕六璽，開了後世封建帝王玉璽制度的先聲。
秦統一中國之前，東方六國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，使用的文字並不完全相同。儘管都是同源漢字，但由於地域差異，它和現今能見的最早漢字----甲骨文有許多不同，和鐘鼎器物上的銘文差異也相當懸殊。反之，它和當時東方六國流通的貨幣文字以及兵器、陶器及木簡上的文字卻十分相近。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介於甲骨文、鐘鼎文和秦小篆之間的六國古文，有時也將它歸入大篆的範疇。秦統一中國以後，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，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，以秦國文字為基礎，廢除與秦國不相同的文字，並將繁複的文字簡化，使文字整齊劃一;又因社會發展需要，增加了一批新字，編制成一套統一的文字，下令讓全國通用。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，它在形體結構上更趨規範化，雖還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，但已經趨於符號化，是上承甲骨鐘鼎上古文字和下啟隸楷現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。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現，也是有明顯特色的。
在印材質地上，仍是銅質居多。在製作時鑄造和鑿刻都有，從現存的古印來看，秦時印章鑿刻的較多。印鈕比較簡單，一般多為鼻鈕，是戰國古璽印鈕的沿用和繼承，只是鈕體略為高聳而已。印面則也多方形、長方形、圓形或橢圓形。印文也是朱、白文兼有。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，長形或圓形印，多加日字界，以隔開印面文字，這是秦印璽印文的特定格式。印文字體都取秦小篆，齊整秀麗，鑿刻圓潤，筆勢挺拔有力，刀法純熟，耐人尋味。印面的切分並不成等比，使印面結構天然渾成。
隋唐
隋唐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期，然而這一時期的印章，在經歷了秦漢時期的高度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落以後，並未再次出現復興的高潮。其原因，似乎與紙張的大量出現關係密切。
隋唐時期的官印和私印，一般都稱印，只有皇帝才稱璽。武則天稱帝後，認為璽字與息字讀音相同，而息又和息滅、死亡有關，因此在改制後的延載元年(694)將璽改為寶，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記字也出現了。

宋
宋代官印有一個顯著特點，那就是印文多用九疊篆。其筆劃來回曲折重疊，疊數不定，或三四疊，或七八疊，多的可至十疊。九疊篆的運用能使印面飽滿，整齊雅致，但筆折繁複，難以辨認，有預防偽造的作用，正因為此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官方印章，大都仿此不疲，如教閱忠節第二十三指揮第三都朱記、通遠軍遮生堡銅朱記等，都是典型之例。另外，此時已有以楷書入印的，如州南渡稅場記、壹貫背合同(使用於紙幣)等。

元
元世祖忽必烈於1279年滅南宋後人主中原，推行歧視漢人的蒙古族政策，在官方文書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。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師八思巴奉命依據藏文字母創制的蒙古新宇，並於至元六年(1269)通過法令頒行。元人在沿襲漢印制度的同時，將八思巴文用入印章，如管軍千戶印、隆鎮衛親軍都指揮司經歷司印和威州軍兵千戶印等。由於燦爛的漢文化的影響，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漢文字，又由於漢人不認識也不願識八思巴文，使元人在行使權力時感到極大的不便。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漢文楷書供人辨識，有的則直接換成了漢文。
元末畫家王冕(字元章)，首先創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，由於花乳石脆軟適於刀刻，致使文人們可以不依賴專業刻工而自由創作。當時人們紛紛仿效，使篆刻藝術得以迅速普及和發展，秦漢印章風範得以發揚光大。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、王元章、文王子孫和會稽佳山水等。  
明
印章的發展在漢代之後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時期。到了明代，隨著石質印材的大量發現和廣為應用，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風，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長歷史宣告結束，真正意義上的篆刻藝術從此揭開了嶄新的篇章。
元末明初人王冕(1287一1359，字元章)在一個偶然的場合，發現了一種質地鬆脆、易於鐫刻、當時被稱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，於是把它引作篆刻，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睞。這一發現，為日後文人相繼登上印壇和光大篆刻藝術，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。
中國印壇從明代中葉文彭、何震起，至晚清吳昌碩、黃牧甫，出現了一個堪與秦漢媲美的輝煌時期。在這段時期內，印壇名家輩出，名作如林，流派紛呈，形成了中國篆刻藝術發展的第二個高峰。
作為這一時期的開山人物，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創的印章藝術流派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文彭(1498一1573)字壽承，號三橋，江蘇蘇州人。他是明朝書畫大家文征明的長子，詩文、書畫、篆刻無一不精，對六書研究尤深。他主張篆刻以六書為準則，以秦漢印為宗師。文彭篆刻以小篆為主，圓勁秀麗，古樸醇正;白文印直追漢意，方正平穩，流麗渾厚，頗具新意。他的雙刀行草邊款獨樹一幟，為後人所效法。
何震（？一約1604)字主臣，一字長卿，號雪漁山人，江西婺源人。與文彭同時而年稍幼，兩人亦師亦友，常在一起切磋印藝，關係密切。何震在繼承文彭的基礎上，強調取法秦漢的藝術主張，講究人印文字的正確性和嚴肅性。 吳昌碩 縱觀我國印學史，自流派印章崛起以來，凡在篆刻藝術上能獨樹一幟成大家者，無不詩、書、畫、印俱精，清末民初的吳昌碩就是這樣一位典型人物。其書畫藝術本文不作贅述，這裏只介紹他的篆刻藝術。
吳昌碩(1844一1927)初名俊、俊卿，字昌碩、倉石，別號缶廬、缶翁、苦鐵、破荷、大聾、老缶等。浙江安吉人，後定居上海，他是我國近代印壇上最為顯赫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缶翁刻印，初學皖浙兩派，早期曾對吳讓之、錢叔蓋用功較深，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兩派蹤跡。中年後上溯秦漢，並從石鼓、封泥中汲取養料，從而漸漸擺脫了皖浙派的影子，印風轉為厚實蒼勁，個人風格初見成熟。由於他有精深的書畫功底，並能將之融入印中，晚年作品日臻完美，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最終開創了渾樸蒼莽、氣勢恢宏的吳派風格。